萧红生平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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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红生平 （十） 1941年（民国30年）31岁 【本纪】 萧红的身体日渐衰弱，经常头痛、咳嗽、心悸、气促、失眠，但仍然坚持操持家务和写作。 4月间，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从大陆返国途经香港，得知萧红在港，特意跑到九龙去看望萧红，劝她到医院去检查医治，并劝她赶紧离开香港到新加坡去。萧红委托史沫特菜把她出版的几本书带给美国进步作家辛克莱，希望与辛克莱交往。不久，辛克莱给萧红发来一封短信，并将他新出版的一本《合作社》的小册子赠给萧红。 为了纪念“九一八”10周年，萧红抱病写了最后两篇文章《寄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》与《九一八致弟弟》，发出了对家乡、亲人的眷念和收复失土的愿望。 11月中旬因肺结核入玛丽医院，因受不了医院不准看书写字的规定和医护人员的冷漠态度，不久便离开医院回到家中。 “一二八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萧红陷入炮火之中。次日凌晨，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从九龙转移到香港，住进香港思豪大酒店五楼的一间客房。端木蕻良将萧红丢给骆宾基，准备同其他人一道突围去新加坡。未几，思豪大酒店遭日军轰炸，骆宾基将萧红迁到皇后道一所民宅，然后又迁至周鲸文的“时代书店”的职工宿舍去。 【自述】 “我早就该和 T 分开了，可是那时候我还不想回到家里去，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，惨败了，丢盔卸甲的了，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，想不到我会有今天。’ “‘T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，他从今天起，就不来了，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。我不是已经说的很清楚么？我要回到伪满去，你的责任是送我到上海，你不是要去青岛么？送我到许广平先生那里去，你就算是对我给了很大的恩惠。我不会忘记。有一天，我还会健健康康的出来。我还有《呼兰河传》的第二部要写……”（摘自骆宾基《萧红小传》） 【评介】 “我和端木、萧红在香港往还一年多，见面时多谈时事，很少谈家常，而且在我印象中，萧红对时事不多谈。我当时曾想过，她是不喜欢谈时事呢？还是有共产党组织关系不肯随便谈话呢？当时我主观上没有认为她有共产党的党籍。 “…… “一年的时间，我们得到的一种印象，端木对萧红不大关心。我们也有种解释：端木虽系男人，还像小孩子，没有大丈夫气。萧红虽系女人，性情坚强，倒有男人的气质。所以，我们的结论是：端木与萧红的结合，也许操主动权的是萧红。但这也不是说，端木不聪明，他也有一套软中硬的手法。端木与我们往来较频，但我们在精神上却同情萧红。 “八九月间，我们知道萧红常患失眠、咳嗽。她经人介绍到玛丽医院诊治。本来是以治疗痔疮而往，结果却发现有肺病。但肺部患处已经钙化，没有什么不得了。 “既然有肺病就得治疗了。玛丽医院医生主张：既想治疗就得把已钙化的结核放开，彻底治疗。到医院两三次后，端木和萧红同意医生的主张，大概是用氧气吧，把已结疤的肺部患处吹开。 “在未治前，萧红虽觉有病，但还是走动如常人，还照常写作。但经过医治之后倒真成了病人，体力不支了，行动不便了，咳嗽加重了，这就非住院不可了。到了这段时间已经是1941年11月初。 “端木和萧红的写作收入，在平时是可以过得去，虽不充裕，但也足用。但一有病、住院、医药等等的开销，就不是他们平时的收入负担得了。 “关心萧红病况的朋友，多为分忧，柳亚子先生夫妇，于毅夫先生夫妇，和我们夫妇是突出的几位，论经济环境，当时我的条件比他们都好些。有一天柳亚子先生约我吃茶，特意谈萧红医病的开销，希望我多资助，我当然义不容辞。事后柳先生还赠我一首 七言八句的诗，记述谈话的经过，现在我只记得其中的一句：‘忍教春泥溅落花！……” “过后，我和萧红、端木见面，谈到医疗办法，一致主张以住玛丽医院为佳，医生好，设备全，而且比私人医院（如养和医院）开销较重（字迹不清，可能有误——笔者）。我向他们保证，一切医疗开支，我完全负责。 “既如此决定，11月中旬，萧红进住玛丽医院，一切经过良好。端木常去看她，随时把情况告诉我，我也很安心。 “ 11月下旬某日，端木忽然给我打电话说：‘萧红出院了！’我很奇怪：肺病治愈不会这样快，为什么这样快出院呢？端木在电话中告诉我：“萧红不满意官气十足的护士小姐不好好照顾病人，她又很愤慨让她住骑楼（主要为新鲜空气）。昨天，于毅夫去看她，萧红把这种情况告诉了他。萧红想出院，回家住，于毅夫也赞成。就这样，于毅夫把她接回来了。我听到电话，很不以为然。自然我体会到萧红所处之苦。 “第二天，我和内人到九龙看萧红。他们是住尖沙咀附近乐道8号。 “他们住一间200尺左右的屋子，中间一个大床，有个书桌，东西放得横七竖八，还有一个取暖烧水的小火炉。萧红就躺在那一张又老又破的床上。见到这种情况，我心中很寒酸。这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生活。萧红和端木在中国文艺界已是成名的作家，而生活如此艰苦，其他的写文章为生的文人，生活更可想而知了。 “萧红见我们来访，精神稍微振作，但已是精疲力尽的样子。瘦削的脸，只有两只大眼睛有时尚流露光芒。我和内人向她安慰一番，并且劝她重到玛丽医院，家里这种环境对她这种病是不好的。她首肯同意。同时她又似正经又似开玩笑的说：‘周先生，你正提倡人权运动，请不要忘记我这份人权。’我很坦诚他说‘你放心吧！’当时我也批评了于毅夫不该任性把她接出来，同时我心里在埋怨于毅夫，只是感情用事，把萧红从医院接出，而又不能对她有什么帮助。实际那时于毅夫的生活也相当苦，他也无力帮助。 “萧红、端木都再同意我的建议，由端木去办。当我们离开时，我送给他们一些钱。 不要和日本来栖大使谈判，…… “ …… “大概在十七八日这两天，一天下午两三点钟，端木、于毅夫两人抬着萧红来到我家，后边还跟着于太太和两个孩子。 “稍休息一会，我们谈如何住法的问题。于说：他可到另一个朋友家挤着住。只剩下萧红住的问题。住楼上，不安全，炮火已把三楼房东住的那层打了两三炮。我住的二层尚未着炮火，随时有着炮轰的可能。所以警报一响或炮火一攻，大家都得挤进车房避难。一天不知要跑多少次。萧红是病人，不能行走，每次得有人抬，这就不胜其麻烦，而且她弱到这样的程度也经不起颠簸。车房是安全的，已经住满了杨家的老少，而且潮湿，不开车门就没有足够的空气。这个安全地方也不适于萧红。加上，我家和杨家都有七八岁的孩子，萧红是严重的肺病，我们也不能不给孩子们想—想。 “讨论的结果，大家决定暂把萧红送往雪厂街恩豪酒店，由端木照顾她，临行时，我交给端木500 港币。 “ …… “萧红在思豪酒店约住四五天，忘记为了什么原因，不能久住下去。端木和我商量下一步的住处，我忽然想起在斯丹利街（时代书店）宿舍。‘时代书店’是我为了发行《时代批评》而设立的，位于皇后道88号。（战时书店被日军没收，战后我未收回这所房子，由钻石酒家租去，并以此址为其发财致富的发源地。）在书店后面斯丹利街另租两层房子，一层为书库，另一层为书店同仁宿舍。书库这层存书不多，有很宽的地方。由于我想起这处，和端木商量，为何不把萧红送到那里，既安静又宽敞，而且书店的同仁又都是熟人，也好关照。端木同意我这提议。于是萧红就进住书库这层房子。”（周鲸文《忆萧红》，载1975年12月《时代批评》第733卷第12期） “《呼兰河传》脱稿以后，翌年之4月，因为史沫特菜女士之劝说，萧红想到星加坡去（史沫特莱自己正要回美国，路过香港，小住一月。萧红以太平洋局势问她，她说：“日本人必然要攻香港及南洋，香港至多能守一个月，而星加坡坚不可拔，既使破了，在星加坡也比在香港办法多些），萧红又鼓动我们夫妇俩也去。那时我不能也不想离开香港，我以为萧红怕陷落在香港（万一发生战争的话），我还多方为之解释，可是我不知道她之所以想离开香港，因为她在香港的生活是寂寞的，心境是寂寞的，她是希望由于离开香港而解脱那可怕的寂寞。并且我也想不到她那时的心境会这样寂寞。那时正在皖南事变以后，国内文化人大批跑到香港，造成了香港文化界空前的活跃，在这样环境中，而萧红会感到寂寞是难以理解的。等到我知道了而且也理解了这一切的时候，萧红埋在浅水湾已经快一年。 “星加坡终于没有去成，萧红不久就病了，她进了玛丽医院，在医院里她自然更其寂寞了，然而她求生的意志非常强烈，她希望病好，她忍着寂寞住在医院，她的病相当复杂，而大夫也荒唐透顶，等到诊断明白是肺病的时候就宣告已经无可救药。可是萧红自信能活。甚至在香港战争爆发以后，夹在死于炮火和死于病二者之间的她，还是更怕前者，不过，心境的寂寞，仍然是对于她的最大威胁。”（茅盾《呼兰河传.序》） “萧红开始为《时代批评》写文章，那是一个长篇《马伯乐》的后半部，故事正发展至马伯乐一家流亡到沪滨，笔调是那么的细腻，柔和，而又哀伤的。我很喜爱，当时我还特地找了一个精致的标题头花，去编排这个长篇。然而发刊了不够半年，她便病倒了。 “不久，她就进入玛丽医院去疗养。 “由于《时代文学》编务的关系，差不多我每天都要去九龙会端木蕻良。那时端木的腿部也正患着风湿瘫痪症，行动很迟钝，有好多次，我就是陪伴着他去采访萧红。萧红的病榻是在玛丽医院四楼院的前方走廊上，正面临环围着的半面海，看着那浩瀚的海，那大块的万里长空，吸着旷野的新鲜空气，这时萧红的心境，还是很愉快的，在寂寞中她把一本圣经读完了，见着我们总嚷太寂寞，要我们下次带点新书给她看，但医生老是不许，我们没办法，只得送给她一些画报，她笑了，她说我们把她当成儿童来看待。 “在11月中，有一次，因为她早先健康时写就的《马伯乐》的一部分积稿，发表到第九章（这时马伯乐已流涉到华中了）时，已发表完了，看来这故事的发展还很长邈，我于是又到玛丽医院去探候她，并告诉她《马伯乐》的积稿已刊完了，续稿怎么办，这一问，她怔住了说：‘大顿，这我可不能写了，你就在刊物上说我有病，算完了吧。我很可惜，还没有把那忧伤的马伯乐，提出一个光明的交待。’我看出她当时神情好像很愁沉似的，这时我也难过极了。跟着她又说，语气却变了：‘年青人要多用功……年青人有着生命的欢欣、身体壮实的爱好，美的欣慕，打扮的留恋，知识的吸取；我们要使他们能发掘生命的幽微隐秘，寻出被拘囚被捶楚得体无完肤了的人类的真理。’这番话，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，是的，那时我还不过是一个20岁的少年人，萧红在那时正是我的一个好老师。 ? “然而，《马伯乐》就有如她的《红楼》一样，又成为一件未竟的著作了。 “到了11月底萧红因为厌倦于医院的生活，又迁回尖沙嘴乐道的寓所里来了。但这时萧红的病像却越发沉重了，这时端木因为要陪侍着她和《时代文学》的编务，我因之便愈形繁忙起来，我到九龙城的机会便愈频数起来，因为端木走不开，所以那时他和她的好些事情，我都替他俩搞。” “这时，来探候萧红的友人真多，比如茅盾、巴人、骆宾基、杨刚等都常来，我也替她俩来招待客人。有时，她神志不怎安，需要休憩了，我也替她权充挡驾来访的人的‘门人’。 “由于在家医疗的不便，萧红的病一天比一天更糟了。白天她睡得也很不宁，卧榻常常要南移又要北转，端木和我就像给她摆动摇篮一样地去把她的床摆东又摆西。她喉头的痰越来越多了，我替她买痰盂，买药品，一天有时跑上几趟，她是很自信的，她要常常知道自己病态的变化。有一次，她要我替她到屈臣氏药房买一支试体温的摄氏水银管，因为不在行，给买了一支华氏的回来，于是她笑了（在这时她的笑靥是难得见的），笑后，却温顺地给我解释了一套体温管的使用法。萧红真挚的心魄的大门，在苦难临头时也为人打开的。 “12月6日，我因事离开香港……（袁大顿《怀萧红》，载1948年1月22日香港《星岛日报》） “余初未识女士，但耳其名：一日，访端木蕻良于所居，则女士已由医院归来矣。虽侧卧病榻，不能强起，而握手殷勤，有如夙昔相稔者。嗣后暇辄往谐，每娓娓清谈，不以为累。尝倚枕为余题诗册子，喟然叹曰：‘安得病逾，偕观电影，更就酒楼小饮，则其乐靡穷矣。’今日与端木言之，未尝不有余悲也。太平洋战争爆发，女士瞩端木以笺招余，至则惊怖甚，谓：‘病体不支，闻飞机声心悸弗可止。’余强颜慰藉之，悄然别去。明晨，余渡海止西摩道，则闻女士已在思豪酒店矣。尝亲以电话邀余语，叠叠不休，余恐损病体，未敢多流连也。孰意即此为永诀，后遂不复能闻其欬耶！”（柳亚子《记萧红女士》，载1946年耕耘出版社《怀旧集·更生斋随笔》） “1941年春天，她碰见了回国途中路经香港的史沫特莱。她到萧红的住所去探访，她说：‘你这房子像鸽楼一样，空气也沉闷，这样住下去，对你的身体不会有利的。’她劝萧红去住玛丽医院休养，并为她接洽住院费打折扣，而且送给她一套紫红色的大衣，女装上衣和西式裙子。接萧红到她的住所去晚餐。介绍给她香港的主教、并说回到美国之后，将设法再为她筹款养病。 “听从了史沫特莱先生的劝告，萧红到玛丽医院去打空气针了，走在路上，她想起来T君在时代批评社等她，她打了个电话，她自己从九龙过海来了，现在到玛丽医院去打针，一小时就回到他那里去。她走路还很健捷，而且这天心情也愉快。然而一进去，她就倒下来了，打过空气针，她感到的是从来未有的疲倦，她站不起来了，这是她所没有想到的，她的体质到处是疾病现在全部显露了。她便秘、发喘、咳嗽，而且头痛。她用的药品有头痛粉，篦麻 油、通便的矿质油，还有安眠药片。她的脸色从此灰暗，而且说话声音也低哑了。 “她从三等房间被移到室外的阳台上，这是夏天，她需要晒阳光和旷野的新鲜空气。玛丽医院就建筑在空旷的山野上面，地势高，可以望见环围着的半面海。 “…… “有一天，海上起来了风。萧红从梦里惊醒，受了凉。于是从第二天起，病势就加重了，不止的咳嗽着。……她恳求医生给她打止咳针！然而据说医生是不耐烦的，因为这是三等的病房，而院方的药品是有规定的，由医生来开，不是由病人请求。萧红遭受到的又是10年前冷视和‘虐待’。 “她深夜要求一个姓张的女看护为她打电话，她恳求T君立刻来，T君宽慰她安心，并且打给当时留港的东北民主运动领袖周鲸文先生，第二天他们来探访她了。萧红恳求离院，回到九龙去。 “‘你要安心，你知道你回到家里那个阴沉的小屋子里去，怎么会养好呢？而且请医生来往，又不便又耗费，你在这里的医药费我来负担，你宽心养病好了。’周鲸文先生说。 “而萧红精神是不堪那种冷视，现在医生说：”咳嗽不要紧呀！你不能发急……肺病还有不咳嗽的吗？’ “这医生是完全大英殖民地培养出来的绅士，他仍然是搪塞着没有给她打针。萧红是愤怒的，因为她自己没有得到朋友的信任，反而是她的朋友们信任着医生。她沉默了。夜深，她想，她会死在这些冷视者们的手里的，她的朋友都在劝慰，然而这痛苦只有她自己能感受到的，她逐渐不安，她想，还是要靠自己，她必定得离开这不供药品的所在，她不能再咳嗽下去了。……她披起衣裳，偷偷下了床，她已经走过寂静的室外走道，然而在楼梯口，她被护士拦住了，于是惊动了医生们，他们对她轻蔑的：‘你要做什么？’ “‘我要离开你们的医院，我不住了。’萧红说。 “‘达克特儿不给签字，你不能出院呀！’女护士说。 “‘我不管，我是要出院的！’ “‘你发疯了。’那个主治的医生说：‘你不管，若是你丈夫向我们要人呢？’ “‘我要回去！’萧红当时几乎要哭了。 “萧红被扶持到她的阳台上的病床上，她想T是绝对不会真诚的为她着想，他会推脱，会宽慰。……据她对C君说：‘当时我想到萧军，若是萧军在四川，我打一个电报给他，请他接我出去，他一定会来接我的。’ “最后，她到底想到另外一个朋友，那朋友是东北抗日救亡协会香港主持者于毅夫先生，接到电话，立刻来玛丽医院采访她，他答应给她援助。 “同时周鲸文先生已经在为萧红拟定了住玛丽医院的预算，他答应T君：只要还住在玛丽医院里，半年的住院费，全部由他来负担。 “然而萧红在于毅夫先生的支持下出院了。但他热忱的为她奔走募款却失败了！然而萧红感到了无限的宽慰。恳求他，为她设法出版《马伯乐》。她在这上寄寓了希望。而且史沫特莱已有她2OO港币的汇款由美寄来，那是斯诺夫人译的她的一篇散文的稿费。（似发表在亚细亚杂志上）。这笔款，她始终没有得到。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发生。 “…… “1941年12月8日晨九时，柳亚子先生神色匆匆的走进萧红卧病的房间，脸色带着一种敌机轰炸所给予的严肃。他说：‘你好一些么！’ “萧红执着他的手眼睛现着恐怖，说：‘我害怕！’ “‘你害怕什么呢？’柳亚子先生说：‘不要怕！’ “‘我怕……我就要死。’她黯哑的说。 “‘这时候谁敢说能活下去呢？’他站起来了：‘这正是发扬民族正气的时候，谁都要死，人总是要死的，为了要发扬我们民族的浩然正气，这时候就要把死看得很平常……’还激动他说了一些话，在这里C君所见到的是一种大无畏，他匆促的走后，萧红说：‘我是要活的！’这声音仍是黯哑地，低弱的。 “T君是同样匆促的随着柳亚子先生走了，临走叮嘱C君：‘你不要走，陪陪萧红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’ “萧红的惨白脸色，现着恐怖，她说：‘你不要离开我，我怕……’ “这时候九龙陷在恐怖和混乱中，也许是过度恐怖吧！她疲倦思睡，并要在睡眠中握住C的手。据C君说：‘当时感觉到她仿佛怕被人在紧张中抛弃。’”（骆宾基《萧红小传》） 【考证】 关于萧红离开九龙到香港，住进思豪酒店的时间，应为1941年12月9日，而不是17、18两日。据骆宾基的《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——“我的回忆”》（载1981年6月号《北方文学》）说，12月9日凌晨偷渡成功，由骆宾基、端木蕻良将萧红护送到渡口，于毅夫找的人和船在渡口按应，平安到香港。在周鲸文家稍作停留，然后将萧红送至思豪酒店。因当时从九龙逃至香港的难民很多，酒店房间爆满，一个东北军的将领（据说是张学良的弟弟），听说是东北抗日女作家萧红来住，他将自己在5楼的一个很宽绰的大房间让给萧红住，自己迁至别处住。后来思豪酒店遭到日军炮击，旅客纷纷离去，骆宾基将萧红迁到皇后道后面的一所两层楼的民宅去。过了10天左右，才将萧红转到周鲸文的“时代书店”的职工宿舍去住。大概是周鲸文把9日到周鲸文家和第二次找他请他帮助安排萧红（即安排萧红到“时代书店”职工宿舍这一次）的时间弄混了。 另外，9日把萧红抬至周鲸文家去的是端木蕻良、骆宾基、于毅夫三人，第二次找他帮助安排萧红的是骆宾基，而不是端木蕻良。当萧红住进思豪酒店之后，端木蕻良已去他处，萧红身边只有骆宾基一人。 关于萧红初次入玛丽医院的时间，骆宾基在《萧红小传》中说是“夏天”，显然是错误的。应以周鲸文和袁大顿的说法为准，入院时间为11月中旬，约住10天左右，自动出院。 【著作】 《马伯乐》（长篇小说） 萧红 1940年1月重庆大时代书局初版 《马伯乐》（续篇） 萧红 载香港《时代文学》第3卷64期至第4卷82期，文未注：“第九章完，全文未完。” 《北中国》（短篇小说） 萧红 载1941年4月13日至29日香港《星岛日报》副刊《星座》 《骨架与灵魂》（散文） 萧红 载1941年5月5日《华商报》副刊《灯塔》 《小城三月》（小说） 萧红 载1941年8月《时代文学》第1卷第2期 《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》（散文） 萧红 载1941年9月1日《时代文学》第1卷第4期 《九一八致弟弟书》（散文） 萧红 载1941年9月26日《大公报》：《文艺专栏》（桂字第80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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